CDT 档案卡
标题：3个月20次洪水，中国陷入“救灾疲惫”时刻
作者：王之言
发表日期：2024.7.19
来源：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主题归类：洪灾
CDS收藏：话语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再一次，我们很可能在经历气候史上“最”离谱的一个夏天：
也许你清晨从贵州镇远的民宿标间里醒来，发现窗外河水已经漫到三楼，连沙发也漂浮起来；也许在你山东东明6楼的家中，忽然天色骤暗来了一阵龙卷风，把厨房冰箱卷去100多米外的草地上；又也许你去了川西跟团游，结果半道遭遇泥石流、山体滑坡或山洪封路，一不留神暑期旅行变成极限逃生……
官方一场接一场的新闻发布会勾勒着灾难的形廓。2024年6月19日以来，国家多次向灾区预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并调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前线。7月4日，中国气象局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由于全球持续变暖加剧了气候系统的不确定性，中国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正在趋多趋强。7月14日，水利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流域连续发生20次编号洪水；预计“七下八上”（即7月16日至8月15日）期间，七大江河流域均有可能发生洪水。
“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大家开始感到无力和疲惫，这会让人们把头转向一边。”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楚涵说。
“今年上半年确实重了一些，是我们做气象灾害这十年里最重的一年。”卓明信援负责人郝南说。
“今年整个基金会的募款项目都不好，有些都搞笑了，（只有）三位数。”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说。
在这个大江大河洪水并发、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多出1倍的夏天，凤凰网与6位来自民间救援队、基金会和环保NGO的人士对话，试图探索极端天气导致灾难频发的时刻，面对救援人手、物资、公众注意力等诸多缺口，我们的社会应急救援还能做些什么？
一向快人快语的王刚，此刻就像“像素游戏”里的小人回到现实世界，吐词磕磕绊绊，语速极慢。
王刚是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厦门市曙光救援队队长。接通凤凰网电话时，他刚结束在湖南华容洞庭湖决堤的全部救援工作。在前线连轴转了二十多天后，王刚已经头脑发昏，记不清行动路线。他上下翻查朋友圈，回溯时间和地点。对讲机中队友同样浑浊的声音，不时打断他的思路。
在洪水泛滥的2024年夏天，曙光救援的神经一直处在高度紧绷状态。6月17日起，救援队一连参与了7场水灾救援：福建龙岩，广东梅州，江西景德镇、乐平、永修，湖南平江、华容。最多时有113名曙光队员顶在前线。
◎ 2024年6月26日，曙光救援在江西浯口镇救灾
最难的一天是7月2号，王刚用“全线告急”这样的词语形容彼时——江西九江因“防汛人手严重短缺”，不得不发出“家书”，号召当地人回乡抗洪；洪水倒灌进入湖南平江，淹没了近一半县城；湖南汨罗更是出现了约30米的溃堤（那时距洞庭湖溃堤还有3天），当地人不得已将装满石头的卡车驶入河中阻流……
那天凌晨2点50分，正在高速公路庐山服务区休息的队伍收到求援消息，紧急会议后，他们决定兵分两路：2车4艇继续前往江西永修县；主力团队30人10车12艇携带水陆两栖车连夜赶往湖南平江和汨罗地区；此外还调动了山东的志愿者。
如果熟悉好莱坞的灾难电影，你会知道难题总是接踵而至。现实也是如此。对于王刚来说，更麻烦的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和台风季还没到来，钱却快花完了——截至7月17日，曙光救援的行动资金支出超过40万，而这个民间救援团体全年的备灾资金也就50万。
到处都是钱窟窿——补充救援装备，队员训练经费，日常开支，救灾行动。为了省钱，一个月前，队伍从厦门出发时自备了50箱面包、21箱自热米饭和50张行军床；每抵达一个地方，**他们只开三四间酒店房间供四五十名队员轮流洗澡；休息时，女队员住酒店，男队员搭帐篷住行军床。去年一年，厦门曙光积攒的矿泉水瓶和纸箱卖了3321块钱**。
◎ 救援人员在湖南华容县洞庭湖决堤救灾现场
7月13号零点18分，王刚和队友终于回到厦门。与此同时，重庆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已致6人死亡。四川中北部也发出“特大暴雨”预警，部分区县救灾指挥部开始引导居民转移避险。一天后，河南省南阳社旗县出现了“超级暴雨”，三天降下了当地一年的平均降水量——上个月这里还处于极度干旱中——重旱瞬间急转成了重涝，一夜之间，当地人努力浇了三轮水才抢救过来的玉米苗，被彻底淹死了。
16日，王刚一边休整，一边在朋友圈开始接力河南暴雨洪灾的求助登记表。
“今年的气象灾害比较频繁，发生时间也比较早，已经有好几个国家三级和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了。”爱德基金会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团队主任谭花说。
在她的观察里，极端天气已经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倡导或者媒体传播上的文字——他们去乡村做项目，听到农民讲耕种习惯的改变：过去割完玉米后才是雨季，如今收玉米的时候雨就下起来了；以前果树种在山脚下，现在要种到山上去，底下太热了。
在救援和公益圈里，人们还感到另一种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持续甚至不断加码的灾害之下，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正变得疲惫而松散。更确切地说，灾情获得的关注、人力和资金支持，越来越不够了。
◎ 2024年7月2日，江西永修县，车主在抛锚的汽车中求助
可每当谈起这个话题，对话氛围立刻变得谨慎。
一则被小心翼翼提起的舆论事件是，7月5日，企业霸王茶姬向湖南华容县捐赠500万元，却引来反对质疑声。有人问，这些善款真的能帮到灾民吗？还有网友评论，灾难频发后，人们对苦难麻木了，“现在社会缺少联结感及共通感，大家都处于一种原子化状态之下……对遥远的他人有着很深的隔膜”。
“2021年河南水灾时，老百姓对救援队伍很尊敬，是吧？”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的负责人李延照说，他是国内最早做急流、舟艇、绳索、冰面等综合救援技术培训的人士之一，“以前我们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好，（如今的氛围是）这又不关我事，我凭什么支援？”
2018年寿光水灾时，800*800平米的仓库几乎装满了各地驰援的物资。而今年，据卓明信援负责人郝南观察，“各个基金会的捐赠都挺惨淡的”（谭花形容，是“断崖式的下降”）。不仅如此，“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灾害事件，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带来大量的捐赠”。
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应急救援项目部负责人王涵介绍，今年基金会收到的公众捐款占比80%-90%，其余是企业捐款——称得上“寥寥无几”，而在过去两年，企业捐款平均占比总筹集善款的20%左右。“我们往年合作的一些企业今年甚至都婉拒了。”截至7月15日，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的南方水灾项目筹款45万，而去年京津冀水灾项目时，它筹得了700多万。
谭花也表示，河南“7·20”水灾和京津冀水灾的募集款项达到“几千万”，今年的南方水灾目前只募到“几百万”。
往年，矿泉水和方便面是不紧缺物资——灾害发生一两天后，应急方便食物的需求就下降了，基金会采购时务必谨慎，不然就会过剩。今年却有不同：“好几个地方提出来的需求是应急方便食品，有的要面包，有的要方便面。”谭花在爱德基金会工作了20年，这让她感到意外。
◎ 方便面是救灾时重要的应急战略物资
应急方便食品如此，更不用提灾后所需的水枪（用于冲扫淤泥）、发电机、雨鞋、铁锹、手推车、电动三轮车、消毒药具、水泥等等了——即便是社会援助充分的年份，这些灾区百姓真正所需的物品也很少被外界关注到。
变化势必影响救灾救援工作。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在全国共支持100多支民间救援队，并和30多家社会组织长期合作。“如果没有资金，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参与很多救援行动**，大规模灾害的救灾有运营成本。**如果没有快速的筹款能力，资金怎么能到一线也是一个问题。”王涵说，他刚从湖南救灾前线回到北京。他们今年响应了广东韶关和梅州、广西桂林、湖南华容和汨罗、河南南阳、重庆的救灾与救援。
谭花所在的爱德基金会的情况是，“哪里发生灾害还是会响应，但是响应规模明显比较小。用有限的资源，能做多少是多少”。
据郝南观察统计，近几年达到需要公众募捐程度的水灾大约是每年20次，而真正引起全国范围内踊跃援助的水灾只有2021年“7·20”河南暴雨和去年的京津冀水灾。甚至，有的灾情信息都没能走出当地——今年6月，黑龙江倭肯河、广西崇左和百色都发生了严重水灾，都没能在舆论场留下什么痕迹。
现实之一是，公众关注度和灾情严重性并不总是成正比。在湖南水灾中，华容县因为洞庭湖决堤多次登上热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然而，实际上平江县的灾情远超华容县——郝南估算，平江、汨罗救灾需求折算成货币价值的话，大概是华容的十几倍。
◎ 2024年7月2日，湖南平江县，救援队运送被困民众
目前国内缺少对水灾严重情况的定级，类似地震震级——“这能让公众更容易理解灾情到底有多严重。”郝南说。
现实之二是，社会捐助却和公众关注度成正比。这意味着，灾情严重的地方，可能因为没有被“看见”，从而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今年6月中旬，广东梅州和福建龙岩水灾时，当地通讯中断，消息传不出来，“一开始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过了大约两天，我们才发现还有很多村庄在失联中。”谭花说。郝南提到，广东梅州、福建龙岩受灾之深之广，其所需的救灾赈济资源是平江的好多倍——平远、蕉岭、武平、上杭，这四个重灾县的受灾程度都比平江要严重。
灾情聚焦，这看起来是一个大众传播的话题——比起事后才能被量化的灾害，它更取决于在受灾第一现场，是否有可以几何倍扩散的新闻点出现。“郑州地铁的情况出来之后，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当时还有一个在线求助文档，每个求助信息都很紧急，大家就意识到原来水灾特别严重。”谭花说。
◎ 2021年7月27日，郑州沙口路地铁口纪念遇难者的鲜花
但这远不止一个传播问题。受访者们试图梳理“灾情失焦”背后的原因：经济环境、企业效益、灾害麻木、信任危机……又都默契地点到为止。
郝南强调道，捐赠遇冷不是今年的偶发现象——2015、16年之后，公众对灾害捐赠的意愿就下降了。他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成为一名志愿者，后来辞去牙医工作，全身心投入在人道主义援助中。
郝南的语速不快，善于掌握谈话的主导权。在这个极端灾害日渐频发、而大众捐助愈加疲软的夏天，他以不由分说的气势反问道：“公益组织要先做到，有没有说清楚捐赠的必要性？公众有那么多的质疑，有没有人回应、解释一下？”
早年间，谭花和同事向企业、资助人寻求资金支持民间救援队，总是吃到闭门羹——人们更希望善款直接用在灾区百姓的身上。当时地方政府的救灾能力不断提升，也更倾向于独立完成救援工作。
直到2021年河南暴雨，由于地区缺乏应急响应机制，有的地方甚至连备灾的救援艇都不够用。谭花说，民间救援队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让社会对它们的关注和态度发生了转变。**
今年的情况更不一样了。“灾害发生那么多，大家都有点顾不过来了，希望能够有社会力量帮助他们。”谭花说。7月2日，江西九江江州镇人民政府在官微上号召“全镇父老乡亲和在外奋斗的乡亲们”，“立即集结、迅速行动”，投入抗洪抢险中。
某种意义上，极端天气的高发，推动了民间救援的发展。“（民间）水域救援是从2016、17年开始蓬勃发展的，原因是水灾越来越多。”郝南说，河南水灾后，民间救援队的数量翻番，从2000支到如今的4000多支；近五年新成立的队伍几乎清一色是水域救援，鲜有地震、山地领域的队伍。
“民间救援队的优势是灵活机动，信息来源也更迅速。”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的负责人李延照说。河南水灾时，他的队伍到了新乡牧野区寺庄顶村附近，遇到一位老人从一间厂房里游出来。一番询问，才得知老人是附近的村民。距离此地三公里外的村子已经被洪水围困了好几天，信号中断，外部无人知晓。救援队赶到后，看到房顶上站满了村民，他们拿棍子敲击铝盆，喊着救人。队员们花了两天时间才将村里数千人顺利转移。
◎ 2021年7月24日，河南新乡牧野区，被淹没的房屋
但是，极端天气带来更加频发的多种灾难，我们成长中的民间救援队真的足以应对吗？
郝南对此有很多思考：
在他看来，培养一个专业合格的救援人员需要3-5年。“我估计现在干救援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做救援的基本素质，”他毫不含蓄地说，“我们在现场看到不少队伍和个人确实很积极，但是他完全不具备救援的能力，他就不应该出现在现场。”
“这么多队伍干着生死攸关的事情，却没有操作的标准，没有技能的标准，也没有现场指挥协调的标准。”他继续说，这会危及救援人员和被救人员的生命安全。
一些队伍练了很久的技能，但并不知道这些技能在灾害现场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活。”郝南说。气象灾害救援的时机非常重要，“怎么在水涨之前赶到现场”——“你不能等到水退了才去救人，这不成作秀了吗？”
圈子里还存在着另一种冒进的英雄主义。“不管能力有多大，行不行，他想去一线就会去，这叫有组织无纪律，那不就乱成一片了吗？”李延照说。近些年，无论是训练还是救援现场，都发生过民间救援队员遇难事故。
与凤凰网通话那天，山东东明出现了强对流龙卷风，风力掀翻了板房的房顶，造成5死83伤。如果是十年前，李延照听说有险情，一定立刻带队出发。如今的他知道，等他做好准备带队从青岛奔赴500公里抵达东明，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
“谁距离近谁优先，谁能力大谁优先。”李延照说，如果没有相应能力，就要给专业的救援队让路，“不然社会应急力量会被诟病”。
这不完全是技术和态度问题，也跟资金有关。“兜里没钱，他怎么提升装备能力和救援能力？越没钱，越想干点活引起别人的注意。干活越多，危险越多，伤亡越大。”李延照总结。
民间救援队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基金会、企业和公众，不同队伍的情况大有不同。李延照队伍的资金来源包括10%的政府支持、3-5%的社会捐赠，剩下的缺口靠他每年在全国做六七百场救援培训等补齐。一年几百场培训做下来大概有200来万。
◎ 李延照在救援培训中
此外，政府也会购买社会应急力量的服务。服务期通常为一年，民间救援队负责相应区域的安全隐患排查、处置突发事件、普及防灾减灾知识等任务。尽管国务院在2013年发布过《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但政策落地情况地域差异。李延照观察，北京、深圳的政策落地最好，“有的地方是抵触的”。
在任何领域，如果没有有效的机制做保障，资源注定会分配不均。就像救灾时，越靠近路边的灾民得到的物资越多，越是被困的“孤岛”越得不到帮助——民间救援队同样旱涝不均。“没资源的，仰着脑袋只能看天。”
尽管问题重重、困难重重，李延照还是由衷佩服做救援的兄弟姐妹——“他们从事这个事的时候，你别看他累成什么样，但他是享受的。”
过去几年里，周楚涵所在的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一直努力让公众理解，极端天气出现的背后，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气候变化。
“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包括高温和强降水。”周楚涵说，这意味着过去没有处理过极端天气事件的地区和人群需要应对灾害；即便有过应灾经验，很可能应付不了新的灾害强度了。
现实却是，大多数民众，就连一些救援人员也不清楚他们的工作和气候危机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当时觉得吃惊，”周楚涵说，“又可以理解，他们觉得救援是一项技能，背后的根本原因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当你对（气候变化）趋势有所了解，会做出预判指导救援工作。”
绿色和平也在努力倡导预防灾害的重要性。“把资金投入到（灾害）事件发生之前，投入到在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响应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事后再去救济、修复，卷入到恶性的循环中，那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周楚涵说。
这在业内已是共识。湖南洞庭湖救援抢险时，郝南在线上跟了全程。他认为当地的应急工作做得非常及时，政府安排的大巴车在傍晚6点30就开到即将发生溃坝的村子，村民也有应灾经验，配合有序。准备到位的快速反应，“减少了救援的工作量，也减少了人员伤亡”。
◎ 2024年7月7日，湖南岳阳，卡车正排队堵住决口
“预防（灾害）具体要做什么？是要真正的减少伤亡，”郝南说，“这不是靠救援队，是靠一整套预警监测逃生演练体系。”
然而，基金会筹到的用于防灾的资金更是少之又少——人们更愿意将善款实实在在地送到灾民手里。
“我们都知道防灾、减灾比单纯救灾更重要，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多钱能用到这上面，”谭花说，“大家更关心救灾工作有没有做到位，东西有没有发到老百姓的手上。”
灾害总是和无情、肆虐相关，但救援现场最不缺的是人们的互相守望。梅州龙岩水灾时，政府部门投入几架直升机运输物资、转运人员，可一些“孤岛”村落并不具备起降条件。一开始，是周边村的村民每天徒步4小时给孤岛里的老人们送吃的。志愿者们听说后，每人每天背着三四十斤的水和食物走山路送去物资，像蚂蚁搬家一样人力运输。
“这就是社会力量，”郝南说，“当灾后的需求和刚性的投入之间存在缺口时，这部分社会的韧性补上了。”
在许多救援人的心里，绕不开的时间点——或许也是情结——是2008年汶川地震。李延照说，那是中国社会应急力量的志愿者元年。那一年，包括他在内的几名无线电爱好者成立了民间救援组织“青岛一七五军团”，其中部分人前往震区支援。
◎ 汶川地震发生的2008年，成为中国志愿者元年
那年也是谭花加入爱德基金会的第四年，她在当年7月去四川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一位村支书告诉他们，地震后，路断了，他们村由于位置偏远也成了孤岛。一开始，村民们相互接济，勉强度日。随着食物逐渐消耗，整个村子快坚持不下去了。
村支书终于拨通了乡镇书记的电话。对方回他，先撑着。但撑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在绝望日渐加重的煎熬中，村支书在废墟里找到一只收音机。他打开调试了一会儿，呲啦的声波里传来总理的声音：“大家坚持下去，党和政府不会放弃你们。”
几个月后，在建起的临时板房里，村支书对谭花他们讲起那个时刻，嚎啕大哭。
“他知道他们村子没有被放弃，”谭花回忆着，强调道，“社会公众的信心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09855.htmlSun, 21 Jul 2024 03:29:18 +0000
-- MobotIf you have any comments about this article, you can simply leave them by replying to this post. However, if you have any comments about this bot, please leave your message in the cn.fan group.
[CDT] 凤凰网｜3个月20次洪水，中国陷入“救灾疲惫”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