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那些曾不受欢迎的女孩长大了——而现在她们拒绝成为母亲
作者：Shen Lu | 照片由 Tina Hsu 提供（华尔街日报）
翻译：ChatGPT 4o
2024年11月2日更新
西蒙娜·戴于1992年出生在中国农村，不久后被送到一个寄养家庭生活，以便父母可以继续等待一个儿子的到来。
这种决定的背后是1980年至2015年实施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戴是她父母的第二个女儿，根据一项豁免政策，农村家庭在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情况下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在她四年后弟弟出生之前，她并没有真正回到自己亲生家庭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未被认可的女儿的命运，在那个时期并不罕见，当时限制生育的政策经常与家庭对儿子的期望相冲突。中国的许多村庄和小镇，许多女性为了避免超生被迫流产而躲避国家执行人员，或者在家庭成员间争论是否隐藏或遗弃那些“非法”的女婴。
现在32岁的戴决定不生育孩子。“我从未感受到母亲那种无条件的爱，”她说，“我不知道如何将这种爱给予另一个人。”
在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共产党如今提倡“家庭价值观”，并迫使女性多生孩子，因为中国人口萎缩的问题让当局日益焦虑。这些压力与多年来生育限制的严厉执行带来的——且从未得到解决的——情感创伤发生了冲突。
戴和无数其他女性不仅目睹了父母因被遗弃的孩子或未出生的孩子而感到的痛苦，还感受到自己只是家庭追求儿子过程中的障碍。如今，这些女性中的一些人表示，这种被冷漠对待和不被关爱的感觉粉碎了她们对家庭的概念，成为一种女性反对结婚或生育的反击。
“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代际创伤，”《独生子：一个最激进的实验的故事》一书的作者梅芳说，“这一创伤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以至于今天的女性不愿意建立幸福的家庭。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们自己就有不幸福的家庭。”
大多数中国女性仍然会结婚并生育孩子。但是，中国30至44岁未婚女性的比例从2000年不到1%增加到了2020年的5.6%。2023年，中国的五位人口学家进行的一项关于无子女情况的研究估计，49岁的中国女性中约有5%没有子女，而该比例在几十年来一直低于2%。
负责生育问题的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40岁的朱特里莎记得她的母亲曾多次从位于中国中部小镇的家中消失几个月，名义上是去探亲。后来，朱意识到她的母亲是在怀孕期间躲避官员和好事的邻居。在她母亲生下一个儿子之前，尝试了八次怀孕。
作为一名青少年，朱得知自己有一个妹妹，出生时被送给了另一个家庭。另一位妹妹没有被登记在户籍上，以避免因超生而受到处罚。还有几次堕胎，其中一次诱发分娩导致了一名婴儿的死亡。朱说，她的母亲得知那是一个男孩时昏倒了。
无法采访朱的母亲。在朱拍摄的一个录像中，她的母亲回忆说，由于未能生下儿子，她受到了婆家的轻视，还害怕被迫终止妊娠。
朱回忆道，她的母亲曾告诉她和姐妹们，有时她也想喝农药，这是当时农村女性最常见的自杀方式之一。“我们无法理解她经历的那些事情，”朱说。
关于该政策的心理影响的研究通常集中在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身上，或失去唯一孩子的父母身上。很少有研究关注该政策对那个时代女性的心理健康影响。
独生子女政策只是处于生育年龄的农村女性艰苦生活中的一个压力因素，根据1998年的一项研究，20世纪末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近年来，农村女性的自杀率有所下降，一些研究人员将其部分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党启动独生子女政策四十年后，中国的出生人数正在急剧下降。2023年中国的新生儿刚刚超过900万，而2013年大约为1600万。联合国现在预计，中国人口将从目前的14亿下降到2100年的6.39亿。
在中国的城市，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许多女孩获得了与男孩类似的教育和机会。在中国的农村，生育限制加剧了重男轻女的儒家偏好。
一种突出的做法是给这些额外的、不受欢迎的女儿取名为“招弟”或“来弟”，意思是“请来个弟弟”。
近年来，一些女性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讲述自己因在公共场合被叫“招弟”而一生感到羞耻。她的帖子收到了成千上万的评论和其他招弟们的故事。
在一些弟弟最终出生的情况下，家庭通常会停止生育，并将资源集中在儿子身上。
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北卡罗来纳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的数据，发现从1991年到2009年，四成的农村6至30岁女性有一个弟弟，而同龄男性中仅有两成有兄弟。
在独生子女时代，拥有兄弟往往影响了女性的教育机会。
电影导演王男扶共同导演了批评独生子女政策的纪录片《独生之国》，她的大学梦想在13岁时被家庭送入职业学校而破灭。家庭希望她毕业后可以减轻经济负担，让弟弟继续学业。她的弟弟王志浩说，他在中学时才知道这件事。“我感到非常内疚，”他说，“我希望事情能有所不同。”
济南大学和广州慈善学院的研究人员基于2010年全国数据的2017年研究发现，拥有兄弟会使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减少半年。许多女孩还因被父母隐藏、没有登记而受到教育上的阻碍。
吴亚萍在1992年作为家中的第三个女儿出生后，她的父母将她遗弃在医院外的人行道上。但她的父亲回来接她，认为她可以在家务中帮上忙。
吴表示，她“事事听从他人的指使”。
她没有质疑在她之后出生的弟弟所享受到的爱与关怀。吴和她的姐妹们挤在潮湿且拥挤的公立学校中，而她的弟弟则上了私立学校，带着自己的零食、新的学习用品，以及每月七倍于姐妹们的零花钱。弟弟结婚时，父母为他支付了公寓的首付款，并买了车。
吴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她也一直与父母关系紧张。“我无数次告诉我妈妈，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出生，”她说，“我担心如果我有孩子，他们会变成另一个我。”
吴现在是深圳的一名知识产权律师。她原以为自己将来会结婚生子，但逐渐放弃了这个念头，称她意识到自己有选择的权利。“我不附属于任何人。我为自己而活，”她说。
无法联系到吴的父母或弟弟。
和吴一样，朱和戴也花了很多时间来应对她们的成长经历。
2015年，朱开始收集那些被遗弃或作为未被认可的女儿长大的女性的个人故事。她在自己的中文社交媒体账号上重新发布了100多个故事。“这是集体创伤，”她说。
在目睹了母亲的痛苦后，朱一度根本不考虑结婚和生育。然而，在她去美国攻读研究生后，她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她现在已婚，并育有一个4岁的女儿。“如果我留在中国，我不会做任何一个，”她说。
2019年末的一个晚上，戴决定采访她的母亲，了解她在独生子女政策期间的经历。她惊讶地得知她的母亲在90年代初怀孕八个月时被迫引产。那个死去的婴儿会是另一个女儿。
“我至今还会在晚上想起这件事。我真的很后悔，”她的母亲在对话录音中说。“这让我心里很难受。”戴后来将她母亲的故事作为她制作的关于婚姻和生育的播
客的首个内容。无法联系到她的母亲置评。
戴在26岁时结婚。多年来，她忍受着双方家庭不断催促生孩子，最终得出唯一能停止催促的办法就是离婚。去年，她提出了离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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