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模式崩溃，可没人能拿出B计划
Tom Fairless / Bertrand Ben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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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位于德国英戈尔施塔特的工厂。照片摄于2018年。 图片来源：Andreas Gebert/Getty Images
英戈尔施塔特是拥有14万人口的德国第二富裕城市，但市长克里斯蒂安·沙尔普夫(Christian Scharpf)目前正在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他的目标是节省近1亿欧元开支。
汽车生产商奥迪(Audi)的总部就设在多瑙河畔的英戈尔施塔特，奥迪曾通过其母公司大众汽车(Volkswagen)，每年向英戈尔施塔特注入逾1亿欧元的市政税，但这些税收在一年多以前就已枯竭。奥迪2024年11月报告称，截至9月份的季度营业利润下降了91%，并已在德国进行裁员，规模达数千人。
在截至2024年9月的九个月里，奥迪旗下的中国业务较上年同期萎缩了四分之一。中国市场曾给德国旗舰产业汽车制造业贡献了很大一部分销售额，对利润的贡献就更大了。但时过境迁，一度被西方车企高管嗤为粗糙原始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已经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蚕食着西方车企在中国境内外的市场份额。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不断加剧，德国工业的整体实力遭到削弱。再加上能源成本激增，新的贸易关税带来威胁，前景十分严峻。
德国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已宣布裁员数万人。规模居全球第三大的德国制造业七年来持续萎缩。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整体经济过去两年出现萎缩，这是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第二次连续出现年度萎缩。
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自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以来基本持平，经历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长的停滞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今年将再次陷入停滞。
近年来发挥减压阀功能的美国很可能不会出手相救：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以一系列关税来扰乱全球贸易，这会提高美国的壁垒，而美国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对于本月将进行新一届议会选举的德国人来说，目前的状况比2005年前后更加可怕。当时的失业率高达12%，相当于现在的两倍。
当时，德国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进行了不受欢迎的改革，鼓励更多的人找工作，同时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出口商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为持续二十年的稳健增长铺平了道路。
经济学家们说，当前的危机更为严重，因为它动摇了德国出口依赖型经济模式的根基。在早先的经济低迷期，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约为10%甚至更高，消化了大量商品，并推动了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如今，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速仅为当时的一半，全球贸易量也停滞不前。
华盛顿特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驻布鲁塞尔的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说，如果没有快速增长的出口市场，德国模式“必死无疑”。
但鲜有政治人物关注经济学家认为势在必行的重大变革。德国人“不想正视问题。他们仍然认为这只是一个小问题，可以按照他们通常的行事方式逐步解决，”德国保险集团安联(Allianz)的首席经济学家路德维克·苏伯兰(Ludovic Subran)说。“我认为这是不够的。”
这个拥有8,300万居民的国家通过制造和出口汽车、机器人、火车、工厂机械设备等别国想要购买的工业品，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今，世界正在远离德国制造，德国却没有B计划。
“多年来被宠坏了”
直到最近，这场缓慢的经济崩溃带来的影响还仅限于报纸社论和经济数据的发布，对选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今年，经济崩溃变成了政治危机。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经济已经超越移民、安全和气候变化，成为选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即将卸任的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领导的政府是1949年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政府。
大多数政客都聚焦于如何微调和改善依赖出口、重制造业的现有经济模式。但几乎没有什么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欧洲内部贸易或向快速增长的科技或服务业开放的新设想。
朔尔茨一直在推动欧盟签署新的贸易协定。2024年11月，朔尔茨的执政联盟宣告瓦解，因为内部成员在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矛盾。来自中右翼政党的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目前是接替朔尔茨的热门人选，他希望降低税收，并放宽对制造企业的监管。
“我看德国并没有认真采取举措来尝试发展新的经济模式，”杜塞尔多夫大学(Heinrich-Heine-Universität Düsseldorf)教授、经济学家延斯·苏德库姆(Jens Südekum)说。“从短期来看，关键在于如何循着‘如果特朗普征收关税，我们就去那里生产’的思路，有策略地应对状况。”
德国工业产值自2018年以来下降了15%，制造业就业总人数减少了3%。德国金属和电气行业游说团体主席斯特凡·沃尔夫(Stefan Wolf)表示，受成本拖累，该行业的制造企业可能会在未来五年内裁员多达30万人。“去工业化势头迅猛，”沃尔夫说。他还补充说，自2021年以来，已有逾3,000亿欧元的投资资本流出德国。
货物贸易对德国经济的重要性要高于石油对得克萨斯州的重要性或科技对加利福尼亚州的重要性——这种过度依赖是几十年来政府政策造成的结果。这些政策支持了出口制造，并妨碍了对信息技术等新产业或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出口支撑着德国约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德国生产的汽车有三分之二以上用于出口。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口在德国GDP中的占比增加了一倍，达到43%，相当于美国的四倍和中国的两倍。
现在，德国经济的核心部门——庞大的汽车制造业正在困境中挣扎，痛苦不断蔓延。在英戈尔施塔特以北的美国前驻军重镇施韦因富特，汽车制造业供应商舍弗勒(Schaeffler)的工人去年年底举行罢工，抗议规模多达700人的裁员计划。另一家供应商ZF Friedrichshafen去年11月同意将施韦因富特当地员工的工作时间减少7%，以保留工作岗位，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裁员1.4万人。工会组织IG Metall IG警告说，德国中部工业区可能会裁员数千人。
为了弥补英戈尔施塔特市的资金缺口，市长沙尔普夫提高了博物馆、停车位和公交车的收费标准，并下令减少公共草坪的修剪频率。他正在考虑提高财产税，并进一步削减开支。
“不可能轻易替代一家拥有4万名员工的公司，”沙尔普夫说。
奥迪不予就此置评。
奥迪对这座城市的影响无处不在：它赞助了当地的冰球队、足球场和许多文化活动。
距奥迪总部几英里的精品酒店Block Hotel的老板卡罗琳·布洛克(Carolin Block)说，自2019年以来，由于会展活动减少，商务客人不再来当地住宿，酒店收入下降了约10%。房价下降了约15%，入住时间也缩短了。
“多年来，我们被宠坏了。我们没有付出太多努力来吸引游客，因为有奥迪，商务客人必须得来英戈尔施塔特，”布洛克说。
手下有16名员工的高级木匠于尔根·塞斯勒(Jürgen Seissler)说，订单在萎缩，缺乏经验的木匠越来越难找工作。他的许多客户是奥迪或其供应商的工程师。他说，企业在招聘新员工和投资方面变得更加谨慎。塞斯勒本人也在重新考虑自家房屋的翻新计划。
在中世纪风格的市中心，餐馆老板抱怨说，奥迪取消圣诞晚宴后，他们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奥迪撤出之后，包括布洛克在内的当地企业主便承担起为一个俯瞰新城堡的免费溜冰场出资的责任。市政当局正在考虑是否要取消明年夏季的市民节(Bürgerfest)，这是一个可以享受音乐、美食和饮料、持续两日的街头庆典活动，大约需要花费35万欧元。
奥迪带来的繁荣
过去几十年，英戈尔施塔特在汽车制造业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其发展速度比巴伐利亚州任何一座城市都要快。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该市人口增长了约50%。这里建起了一个地区法院、一个警察总部、一个会议中心和一所大型大学。
如今，英戈尔施塔特近一半的工作岗位集中在汽车制造业。其余许多工作是为这些汽车工人提供服务。英戈尔施塔特只有不到2%的劳动者从事信息技术行业。
“十年前就有人说，英戈尔施塔特必须减少对奥迪的依赖，”前报社编辑、下个月将竞选市长的斯特凡·柯尼希(Stefan König)说。柯尼希说，从那时起到现在，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发生。
布洛克的家族命运仿佛是一面映照出奥迪兴衰沉浮的镜子。她的祖父母在二战后逃离苏联占领的苏台德地区，当时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在英戈尔施塔特定居下来，很快便开始为当地的汽车工人提供服务。这些工人是在苏联当局征用萨克森州的Auto Union工厂之后来到英戈尔施塔特的。
20世纪60年代初，布洛克的祖父建了一家酒店，距奥迪工厂2英里，靠近联邦高速公路。20世纪80年代，随着畅销运动型双门跑车Quattro的推出，奥迪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该公司提出“突破科技，启迪未来” (Vorsprung durch Technik)的口号。
布洛克目睹英戈尔施塔特财富的飞速增长，在八年前决定建一座新的酒店，她从曼哈顿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汲取灵感，采用了螺旋式结构。她将客房数量从38间增加到50间。现在，她指责市政府过于重视汽车出口，而牺牲了其他商业领域。“有迹象表明，底特律效应已经显现。我们只专注于这一个领域，”她说。
本世纪初，面对东西德统一和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动荡，政治家们采取了减税和放宽薪资政策等改革措施，由此重振了出口模式，使德国企业在制造成本方面更具竞争力。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位列美国和中国之前。
此后，接二连三的危机阻碍了德国出口机器齿轮的转动。2016年，在逆全球化政治浪潮的推动下，奉行保护主义的特朗普上台执政，开启了他的第一个美国总统任期。疫情扰乱了供应链。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中国与邻国在南中国海的剑拔弩张以及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都对国际贸易造成了影响。
在中国（德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享受丰厚国家补贴的中国企业生产了大量产品，超出了中国的消化能力，由此催生的出口浪潮给包括汽车制造商在内的德国企业带来了压力。
能源成本是另一个问题。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化学品制造企业亨斯迈(Huntsman Corp.)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彼得·亨斯迈(Peter Huntsman)说，由于俄乌战争导致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德国最后一批核电站关闭，加上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成本高昂，德国的能源成本飙升，高达得克萨斯州的10倍。亨斯迈是奥迪等德国汽车制造商的供应商，年收入达60亿美元。
在英戈尔施塔特，渴求能源的制造商也深受其害。成立于1869年的当地汽车制造业供应商MT Technologies于11月申请破产。
另一家拥有约1,200名员工的汽车制造业供应商Framos Holding的首席执行官弗朗茨·沙布米勒(Franz Schabmüller)说，他已经习惯2010年代高达10%至15%的年收入增幅。最近，增长幅度趋于平缓，今年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奥迪、大众汽车和戴姆勒(Daimler)等采购方的汽车销量有所下降。
他说，特朗普第二任政府以关税威胁德国汽车制造商，从而增加了不确定性。“能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沙布米勒说。
投资滞后
企业高管们表示，德国没能及时进行可为新兴产业奠定基础的投资。安联称，由于能源成本高昂，德国逾三分之一的工业企业正在削减对核心流程的投资。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竞争力面临风险。
德国在软件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处于落后地位。安联的数据显示，2022年，德国研发投资占GDP的3.1%，而美国为3.6%，韩国为5.2%。
由于政府数十年来投资不足，德国的交通基础设施破败不堪：火车无法再准点运行，军力与冷战时期相比也有逊色。去年5月，隶属于企业的经济研究所IW和工会所有的智库IMK估计，德国未来10年将需要支出6,000亿欧元，用于弥补投资缺口，实现国家教育系统现代化，修复交通网络，升级电网并实现公共管理数字化。
德国每年还需要花费数百亿欧元，才能将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维持在2%或以上——这也是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义务之一。而特朗普要求德国将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提高至5%。
与此同时，德国消费者的税负居全球前列。去年，无子女的德国上班族平均要缴纳占工资总额47.9%的税金和社保。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德国人的储蓄占收入的20%，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较疫情暴发前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从经济中挤出250亿欧元的需求，”纽伦堡市场决策研究所(Nuremberg Institute for Market Decisions)负责编制德国主要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消费者景气部门主管罗尔夫·比尔克尔(Rolf Bürkl)说。这些储蓄有很大一部分闲置在银行账户中，如果有适当的激励措施，就可以利用它们来资助生产性投资。
另一个障碍是宪法对政府支出和公共债务的限制，议会必须设法消除这一障碍。
目前的竞选活动大都忽视了这些设想。一些不会受欢迎的措施也几乎没有讨论，例如可能需要削减福利，以腾出资金用于紧急投资。
大多数政客都在固守成规。“我认为，德国和欧洲的当务之急是尽量保持贸易渠道的畅通，”默茨领导的中右翼政党基民盟(CDU)议员、经济学家雅尼克·布里(Yannick Bury)说。“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会下降，但中国市场仍在增长，所以我不会就此放弃，”他说，并补充说，美国的强劲增长可能会抵消特朗普关税带来的影响。
就连因挑战旧有共识立场而发展壮大的新兴反建制政党也在坚持传统的经济政策。
“如果你问我B计划，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回到A计划，”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议员、经济专家莱夫-埃里克·霍尔姆(Leif-Erik Holm)说。该党预计将成为下届德国议会的第二大党。
“当能源成本较低时，我们的商业模式运作得非常好，”霍尔姆说。他说，下届政府应侧重于降低能源成本，并放宽对企业的环境监管。
2023年年底，英戈尔施塔特市长沙尔普夫在城南的炼油厂旧址建立了一个占地150英亩的科技园区，希望打造一座巴伐利亚的硅谷。到目前为止，该科技园的重要租户只有两个，一个是奥迪，还有一个是大众汽车陷入困境的软件部门Cariad。
市议会12月份表示，将不再尝试在一家市属商业中心开展促进初创企业发展的活动，而是专注于出租办公空间。市议会将这一决定归咎于该市紧张的财政状况。
沙尔普夫说，市政府官员正与一家中国工程公司商洽在英戈尔施塔特建立德国总部的事宜，并在努力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在北部的城市施韦因富特，当地官员正在努力吸引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XPeng)在美军军营旧址建厂。
“我认为汽车行业不可能被取代……它仍将是这里最大的经济部门，”英戈尔施塔特前市长克里斯蒂安·洛塞尔(Christian Lösel)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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